来源《人民公安》

　　邮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邮政部门发行的邮资缴费凭证，它是一种特殊的有价票证，被世界邮界称为“国家名片”。伴随着英国的第一枚“黑便士”邮票问世，“克隆”珍稀邮票便成为一个世纪以来让世界邮坛颇感头疼的问题。然而，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过去的假邮票大多采取手工方法制作出来的，这其中虽然不乏以假乱真的上乘之作，但由于制作工艺落后、周期太长，加之收藏价钱昂贵，因而对邮市的冲击有限。

　　1999年3月17日，面对堆满半间屋、市值高达一亿六千万元的假邮票(品)，中国邮票博物馆两位资深的邮票鉴定专家手执专用放大镜，一一对照邮票暗记后，不禁拍案惊呼：“做得太像了!假如这些假邮票流失出去，不知会给中国邮市带来多大的冲击!”

　　从“邮市老大”到“西南邮商第一人”

　　肖建军这个名字，自80年代起便被全国、甚至美国、日本、泰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众多集邮爱好者所熟知。他曾拥有过很多珍贵的邮票，也曾经将不少邮票出让、交换给别的集邮爱好者，因而被称为重庆的“邮市老大”。

　　集邮是肖建军从小的爱好。他家里面虽然没一个人懂邮票的，当时也没有“炒邮”一说，但一点也不妨碍他对邮票的痴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邮票的兴趣就不仅局限于上边鲜艳的色彩和漂亮的图案了。如果说80年以前只是肖建军为成为真正的集邮行家在做准备的话，那么，从80年以后则是他正式步入邮市、施展自己浑身解数、实现其宏伟抱负的开始。80年代初，严格意义上的邮市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把多余的邮票高出票面价值卖出，从中赚了一把。于是，他在积攒邮票时，便把眼光盯在了那些珍贵的邮票上。

　　由于肖建军在邮市闯荡多年，认识和结交了国内外众多的集邮爱好者。在与这些集邮爱好者联系频繁的80年代后期，他每个月平均都要收到三四百封来信。凭着这张联系“网”和闯荡多年邮市练就的眼光，他嗅到了不少珍邮的线索。

　　1986年，31岁的肖建军从一名集邮爱好者不经意的言谈中获悉，贵州遵义有一位老收藏家在搞个人邮展，展完后便要出售这批邮票。待这位集邮爱好者写信去遵义询问有关邮票的情况时，肖建军已独自踏上去遵义的火车。

　　当遵义这位老收藏家亮出自己积攒了多年的邮票时，肖建军一眼便发现其中的一枚“红印花”邮票。这枚邮票是由英国邮务处印制、在清朝年间发行的，在老者那众多的清朝邮票中格外抢眼。他翻看了带去的香港、日本和中国的邮票目录后，便爽快地花8000元购得“红印花”，另花2000元钱买下了老人手里其它所有的清朝邮票。回渝后，本地的集邮爱好者听说他有很多清朝的珍贵邮票，都跑来跟他要。肖建军根据邮票的成色、图案等一枚枚地往外零售，仅花2000元买来的清朝邮票，经他的手出去，价格翻了几番。而那枚珍贵的“红印花”邮票，在他欲擒故纵的诱惑下，将众人的胃口大大地吊了起来，最终以两万元的价格出手。

　　在邮市里混久了，自然也会有一些心得体会，肖建军把这些心得体会写成文字，寄给他长期订阅的香港集邮杂志。有的文章发表后，还受到编辑和集邮爱好者的好评。这种投稿尽管没有稿费，但每次投稿被采用后可以享受一次50个字的免费征邮友广告。这样，几次征邮友广告下来，不仅使他国内的邮友猛增，而且还结交了国外和港、澳、台的集邮爱好者。渐渐地，他与国外以及上述这些地区的集邮者有了交往，他寄去对方想要、而他手里又有的中国邮票;港、澳、台地区的集邮者则寄回一些当地的珍贵邮票;国外的集邮者按邮票的价值寄来现钞。就这样，肖建军渐渐成为“西南邮商第一人”。

　　从“邮友”到“牢友”

　　肖建军也有被人骗的时候。他曾与一名台湾的集邮者有过联系，并连续三次寄去了共计20多枚对方想要的邮票，想跟对方交换部分台湾的邮票。不料邮票寄去后却石沉大海。肖建军连写两封信去催问，可对方回信称没有收到过一枚邮票。还有一次，一名美国的集邮者想买他手里的中国邮票，而且开出了优厚的条件，按两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进行买卖。肖建军试着寄了几枚过去，对方如数给他寄来了美元。拿着花花绿绿的钞票，肖建军是兴奋不已。第一次成功让肖建军有些得意忘形，当他第二次寄去更多的珍贵邮票，希望换回更多的美元时，但他发财的美梦却在几个月苦苦等待中一点点地化为泡影，他从此没再敢往美国寄邮票，因而也就没有再见到过美元。

　　在肖建军所交的“邮友”中，邹胜强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人，他俩先是“邮友”，之后是狐朋狗友，到最后成为关在一个看守所内的牢友。

　　邹胜强是重庆某大学机械系82级的毕业生，他在读书期间便开始集邮。毕业后邹被分配到四川自贡起重机厂工作，在频繁的集邮交往中，邹认识了肖建军。1988年，邹胜强从自贡起重机厂调到重庆第二起重机厂工作，与肖建军关系更加密切。看到肖建军整天在邮市里自由自在地穿梭来往，邹胜强也不由心动，并于1992年辞职，也做起“职业”的邮票贩子。由于是较高文化素质垫底，邹胜强集邮的业绩也突飞猛进，尤其是与肖建军这个“邮老大”的帮助和提携，邹胜强很快也成为重庆邮市上响当当的人物，日进千金也便成为家常便饭。

　　有钱后的邹胜强一是好赌，二是好色。打麻将、诈“金花”样样都来，且下注金额也越来越大，一次输赢上万元钱是常有的事。手里先前可以骄傲的那点资本也便一点点失掉，到最后被抓获时，他手里已没有多少值钱的真邮票(品)了。

　　从珍邮(品)减少到大肆制贩假邮票

　　肖建军手里珍贵的邮票是卖一枚少一枚，而用钱的地方似乎是越来越多，他由此萌生出造假邮品的念头。1996年，他通过邻居认识了渝中区李子坝一家印务公司的老板唐某和彭某，以印旅游纪念章的名义，在这家印务公司里两次印制仿国外邮票图案而没有邮票面值的“花纸头”邮品，共计9种，各2000版(每版28枚)而后他将这些东西带到广东等地，以每版1元的价格，销给了那些刚开始集邮的人。这是肖建军第一次从贩假邮中尝到甜头。

　　1997年10月，全国邮展在重庆南岸区的会展中心举行，全国各地的集邮专家和集邮爱好者云集山城重庆，参加这次集邮界的盛会。作为有多年集邮经历的肖建军，自然不会放过这种大开眼界、增长知识的难得机会。邮展上展出的许多珍贵邮票令肖建军叹为观止，可眼“毒”的他也从中发现了不少的赝品。这对他无疑是一种刺激，堂堂的国家邮展也有这么多假邮票堂而皇之地摆在那里展览，而且居然没有被人发现。“别人都搞得，我为啥搞不得?说不定我比他们搞得还不易被人发现!”肖建军心里暗自嘀咕着。

　　肖建军立即将这一想法告诉了邹胜强，正愁钱愁得发慌的邹胜强自然是如拨云见日。不过，做假邮票是个技术活，弄出来要有人掏钱买，起码能骗过集邮者的眼睛才行。能不能做得以假乱真，邹胜强心里可没底。肖建军轻松地说：“你放心，我们要做就做解放初期的邮票，这些票一般的集邮者手中都没有，他们又没这方面的知识，真品存世量也不多，集邮的人缺乏对照鉴别的样品，弄出来肯定好卖。还有，这个时期的邮票大多采用单色印刷，后边又没有背胶，因而，市内一般的印刷厂都能印制……”

　　经肖建军点拨，邹胜强顿时眉开眼笑，同时对肖也更加佩服。于是，二人经过商议，决定由肖建军负责假邮票的负责制，并负责质量问题，邹胜强则主要负责提供仿制邮票的样本和假邮票的销售。

　　目标明确后，肖建军又找到李子坝这家印务公司，将制版、晒版、印刷等全交给了该公司。为做到暗记和细微变化尽可能与原票接近，肖将原票胶片放大，对照原票进行修改后，再缩回到正常大小的图片。为遮人耳目，在刚开始印刷时，每版假邮票的旁边还印一些纪念图章的画面，到后来随着制假速度的加快，肖建军便干脆取消了这道环节。大量假邮票的半成品印出来后肖建军带回家中，然后用原始的方法对非常新的“邮票”进行处理，其中一个重要的工序便是变新为旧。为了使这些假邮票在外观上与解放初期的邮票相似，肖建军将假邮票用茶水一张张浸泡，然后用瓷砖将假邮票上边的水吸干。至于茶水的浓度、浸泡的时间则完全是凭经验，茶水过浓或过淡、时间过长或过短，都难以达到旧邮票的那种感觉。

　　一张旧邮票制好后，还要打齿孔。开始时，肖建军便将针尖磨平，然后比着真邮票的齿孔一个个地扎。尽管扎的时候特别小心，但扎歪扎坏邮票的事仍时有发生，以致最终不得不作报废处理。为提高效率和成功率，他跑了很多地方，以致最终买到一架高级打孔机。这样，不仅大大提高了功效，也减少了损失。

　　做假自然不敢大张旗鼓，有时即使印刷质量达不到标准或收费太高，肖建军也只得默认了，可他又心有不甘。经他一番思考，他觉得这是没有引入竞争机制的缘故，如果将原先一家印刷厂承包的制版、晒版、印刷等一分为三，哪一段达到质量要求了，就支付哪一段的钱，不就可降低成本、提高印刷质量了吗?于是，从1998年开始，他以180一张胶片(4开)的价格将制版交给了南岸区一家印务公司，晒版则由江北区一家印务公司承担，而印刷则仍是李子坝这家印务公司。

　　假邮票制作出来后，邹胜强便将其中一部分拿到邮市上去销赃，而另一部分则通过邹本人办的集邮刊物《邮浪》和肖办的《邮谊》登出广告。集邮者看了广告后，写信或直接寄钱来求购。直至肖、邹两人被抓获，他俩也搞不清楚到底通过这种形式卖了多少假邮票出去，获得了多少非法收益。由于少有直接报案，警方也无从查证肖、邹二人从制售假邮票(品)中获利的情况。不过，在近一两年内不少的集邮报刊上，不断登载有集邮爱好者这样的忠告和提醒：重庆的肖建军和邹胜强出售或交换的邮票全是假的，切勿上当!因而，近半年来要求他俩退钱的信函也如雪片般飞来。这本是他俩悬崖勒马、改邪归正的最后机会，可惜他们已被金钱欲刺激得昏了头，以致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万多元的假邮票牵出“全国假邮票第一案”

　　1998年2月，集邮爱好者樊某在重庆九龙坡区杨家坪一邮商谢某处购得9盒《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小型张及两名原封《华人成就博览会》邮资纪念明信片，邮值票面共计3万余元。因为手里缺钱，樊某于1999年2月将这些邮品拿到邮市上去变现，不料买家拆开原封后，发现里边全是拙劣的假货。樊某遂要求谢某退钱，自知理亏的谢某当即退了樊某2万多元，并答应剩余的1万多元钱过几天归还。哪知几天后樊某再见到谢时，谢便一直推脱，到后来干脆就见不到谢的踪影了。无奈之下，樊于2月16日来到重庆邮政局保卫处报案。

　　案件迅速报到重庆市公安局经济保卫侦查处，民警们赶到邮政局保卫处了解情况后，认为案情重大，并立即与邮政局保卫处一道组成联合专案组，着手调查工作。当天下午，专案组民警在杨家坪地区找到邮商谢某。谢某供认这些邮品是帮邹胜强代销的。傍晚，民警们将在附近一茶馆内赌博的邹胜强抓获，并连夜进行审查。经过几个小时的较量，邹交代这些假邮票全是肖建军制作的。

　　17日凌晨，当专案组民警来到位于渝中区黄花园肖建军的家时，似乎早有预感的他并未显出特别的惊慌，倒是民警们看到屋内柜子里、箱子里、床底下、抽屉内到处都塞满了假邮票后吃惊不小，他们花了3个多小时，从肖家搜出大量涉案物品：假邮戳82枚、地名戳427枚、加费戳84枚、假邮票胶片2635张及大量成品和半成品假邮票，还有一些制假用的样票(真品)、切割机、页码机、打孔机等。随后，民警们又从邹胜强家中搜出8枚《全国山河一片红》和8枚《毛主席给日本工人题词》以及老纪特、花纸头等假邮品。

　　这些涉案物品用邮政局目前最大的1号邮袋装了满满9袋，其中票品8袋、作案工具1袋。民警将9袋涉案物品往秤上一称，足有半吨多重。

　　肖建军到底制作了多少假邮票，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于是，民警拿着邮票目录，让肖建军在上边作记号，民警再进行核对。为了清理这些邮品，专案组专门成立了一个7人的清票小组，对照集邮书一样一样地登记，整整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才登记完毕，光制作的假邮票品种就多达2118种，抄下的清单也有189种，据肖建军交代，一些胶片和假邮票已被其销毁。

　　此案的告破，无疑是我国邮品打假案的一个巨大胜利，此举有力地维护了集邮爱好者的合法权益。国家邮政局在获悉重庆侦破数量如此之多的假邮票案的消息后，局长刘立清立即批示，要求国家邮票博物馆派专家全力配合开展工作，国家邮政局票品处有关领导还专门打来电话，祝贺该案的成功侦破。

　　据中国邮票博物馆的邮票鉴定专家介绍，制贩假邮票虽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全国每年也要侦破一批制贩假邮票的案件，但像这起邮票市值上亿元的案子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不仅如此，假邮票品种数量之多、仿制之逼真，在国内也十分罕见。两位资深的邮票鉴定专家面对一些制作精良的假邮票，也不敢仅凭肉眼查看或用手触摸就贸然下结论，因而，他们不得不将其带回北京，借助先进的仪器对假邮票的纸质、油墨等进行检验和分析，而后才作出了全是赝品的科学结论。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8年3月至1999年2月，肖建军仅在李子坝这家印务公司就印制了普1《天安门图》4种面值邮票9.6万枚、普3《天安门图》5种面值5.76万枚、普4《天安门》6种面值4.8万枚、普6《不同图案》5种面值4万枚、普8《工农兵》7种面值5.6万枚、普10《花卉图》3种面值2.4万枚、纪1《政协》4种面值5.6万枚、纪3《世纪工联》3种面值7.5万枚等，共计1.256亿枚，按1997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上的邮票指导价计算，这批邮票市值高达创纪录的1.64亿元人民币。在堆了邮政局保卫处半间会议室的假邮票(品)中，有假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和《毛主席给日本工人题词》等“文革”珍邮。一名民警随手抓起一捆版票，竟也是珍贵的普8甲《冶金工人图》，每枚市价就是1800多元，如果是真品的话，这一捆版标票价值就在千万以上。

　　1999年3月24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肖建军、邹胜强因涉嫌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被依法执行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