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润康，在当今中国集邮界，是备受尊敬的仍在世的中国早期十大集邮家之一。今年3月24日，他将迎来100周岁生日。

 

　　郭润康集邮，有很多传奇故事，在集邮界广泛传播；郭润康做人，有很多慷慨义举，在社会上受到夸赞；郭润康养生，有很多独特方式，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与仿效。

 

　　此文是笔者对郭润康集邮人生中的初始阶段（1931年—1940年）所做的研究，供大家参考。

 

　　郭润康集邮的经历，也像其他事物发展规律一样，有它的萌芽、成长、壮大、成熟期。那么，郭润康集邮初始阶段又是怎么形成、演进的呢？

 

　　从学识上划分，可分为朦胧感、好奇心、索求欲。

 

　　从时间上划分，可分为幼年、学童、青少年。

 

　　朦胧感——从收集香烟盒到使用“龙头”邮票寄信

 

　　郭润康，1917年3月24日（农历润二月初二）出生在江苏省丹阳市，6岁读私塾，背诵过《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大学》、《中庸》、《孟子》、《论语》。他幼时生活单调，小孩子们在一起时，常玩些打弹子、放风筝、捉蟋蟀、踢毽子、打陀螺、滚铁环、捉迷藏之类的游戏；夏夜乘凉，在大人讲的故事里入睡；逛街，则听小曲儿、看耍猴儿、看木偶戏，再花几个铜钱吃点零食。那时，唯一有点品位的就是收集香烟纸盒画片。香烟纸盒图案很多，又很好看，有故事、鸟类、生活用品等不同系列，集齐集全一整套后，烟厂回收，可换一辆自行车呢！因此，大人小孩都热衷于收集，还可以互换互补。这种集藏给郭润康带来一些童年的快乐。

 

　　8岁那年，母亲去世，两个弟弟相继夭亡，妹妹被姑祖母收养，父亲把郭润康托嘱给三叔后，便只身远游。

 

　　三叔在丹阳县大隆绸庄任司账，常与上海、南京、苏北、安徽等地的绸布店或客户有书信往来，每逢月末、节日来临之际，郭润康都会被三叔叫去寄账单、贴“龙头”（邮票）。三叔交给郭润康一个名叫《中华邮局邮票册》的小册子，里面夹着1、3、5分等不同面值的“龙头”，图案是一只扬帆顺风前行的帆船，使用时再一枚一枚地撕下来。这样，郭润康在童年时对信件有了接触，对“龙头”贴在信封上的作用产生了初步印记。邮票为何叫“龙头”呢？这是沿袭清代“龙”图邮票而来。如按郭润康的年龄推算，当时的清王朝已被推翻多年，民国帆船邮票已启用，“龙”图邮票也不再在通信领域使用了。但在郭润康的老家，仍然流行“龙头”的叫法。

 

　　邮票小册子封面绘有简单的稻穗图案，颜色有黄有绿，并不太美观。一旦里面的“龙头”用完，封皮就当废纸处理了。北京一次帆船的小本票有6种，二次帆船的有8种，加起来是14种，那时经他手的是新版，如能保存几枚，即使是空壳的封皮，也是很有价值的。郭润康在回忆中对此表现出惋惜。

 

　　好奇心——从五洲大药房的邮票剪贴到战火中携邮逃难

 

　　1931年，郭润康14岁时，已在安徽蚌埠天纶绸布庄任职的父亲放弃子承父业的初想，利用自己在外打拼多年、地缘人缘熟的优势，把郭润康推荐给好朋友、上海五洲大药房蚌埠分店经理韩焕卿，并“设酒拜师”。

 

　　来到五洲大药房蚌埠分店后，郭润康每天除了打扫卫生，还需学习药品知识，如药品名称、功能、厂牌、价格和英语，并要登记来信，然后送经理室。需要回信的，经理就让郭润康誊写后再寄出。郭润康当时年龄小，一些上下门板、拉铁门等重体力劳动就由大师傅们承担了，而收发信件成为他每天的例行工作。

 

　　一批批来自客户、兄弟分店的函件，以及来自英国、德国、日本、美国、荷兰等国药厂的广告、杂志或新药说明书等邮件，贴着各式各样的邮票，图案花花绿绿的，比香烟盒上的图案好看，郭润康产生了收集的念头。刚开始时，他将邮票从信封上撕下来，有的被撕破有的被撕薄，破坏了品相。后经人提醒，他就用剪刀将邮票带纸一同剪下，用水浸泡，使邮票自然脱离纸片，然后晾干，从而获得完整无损的邮票。

 

　　郭润康进店的第一个春节前，被经理安排打扫贮藏室卫生。他在整理杂物时，发现满满一箱被弃的1919年开业后最初十来年的账册和信件，便从箱内挑选了不少贴有纪念邮票和帆船邮票的信封带回宿舍，从而收获大量邮票。后来，他将品相差一些、重复的邮票贴成“公司训”《精诚》两个大字，镶入镜框，挂在宿舍里，受到经理和员工们大加赞许。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8月，日军又向上海大举进犯，12月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地处津浦铁路要冲之地的蚌埠风声鹤唳。蚌埠分店接上海五洲大药房的电令，携货包船撤退。郭润康除了随身衣物外，只携带了一本贴满邮票的册子。

 

　　战事吃紧，蚌埠沦陷。分店员工几经周转，来到武汉。经蚌埠分店经理推荐，郭润康在汉口分店仍然担负客户来往信件处理工作。这年，郭润康迈过20岁门槛。

 

　　同事对郭润康好奇心的认可，无疑是对郭润康选择的认可，而携邮逃难的艰辛则磨炼了他的意志。

 

　　索求欲——从杂乱无章的土制邮册到有序分类和使用年鉴

 

　　一个有良好愿望的毛头小伙与邮票打上了交道，而这一举动竟持续了6年光景。那些年，郭润康自我摆弄，自我享受，基本上是土法上马、闭门造车。由于信息闭塞，他连当时近在咫尺的与“三大邮会”（上海中华邮票会、新光邮票会、甲戌邮票会）齐名的芜湖大同邮票会也不甚了解。直至到了武汉、贵阳之后，这种状况才发生变化。

 

　　一是经一位良师益友的点拨学会了邮票分类。武汉的集邮者林良斐向郭润康传授了“胶水纸”贴邮票的方法，又指出，“你贴得杂乱无章，如帆船票要分伦敦版、北京老版与新版；中山像要分双圈与单圈；烈士像共有12枚6位人物”，“区分版式是很重要的，既可正确地分类，又是研究邮票的手段”。林良斐的指导，使初学集邮的郭润康茅塞顿开。郭润康把重复的票看成多余的，打算弃之，林又说：“多余的叫复品，留下可以用于研究或交换。”郭润康感慨：“听君一席话，大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二是一枚明信片激起初试交换的浪花。受到战争影响，郭润康由汉口分店被派遣到广州分店，再被派遣到广西梧州办事处，又从梧州转至贵州筹办贵阳分店。1939年，刚过完22岁生日不久的郭润康，迎来了贵阳分店的开张。这天，郭润康见到一枚从上海五洲邮票社寄来的明信片，明信片背面印着一长串收购邮票的广告，列出了品种和价格。他想，自己集邮从皖北、汉口、广州、梧州至贵阳，还是第一次获悉旧邮票也能当成商品买卖。于是，他大胆尝试，先后两次用自己的邮票复品换回了5000枚外国邮票，对方还附赠《卖品目录》一册。对此，郭润康有一种满足感、成功感。

 

　　三是由一则广告产生的求学效应。郭润康收集外国邮票已达一定规模了，但邮识太浅，踌躇不前。偶然间，他从媒体的一则广告中发现有人出让《邮票年鉴》，便马上求购。最终，他花10元的大价钱（他工资才30多元）购得一本英国吉本斯邮票公司发行的《邮票年鉴》。他按图索骥，一一对照，查出了外邮的国名、地名、发行年份、邮票名称，继而对自己的邮册重新编排，并将原混杂在一起的航空、欠资、附捐邮票另立门户、区别开来。《邮票年鉴》同时收录了中国邮票，对于中国邮票知识也一知半解的他，感到十分幸运、及时。郭润康借助英文字典，认识了“大龙”、“小龙”、“蟠龙”、“慈禧寿辰”、“宣统登基”等早期珍贵邮票，懂得了“暂作洋银”邮票使用的原因。

 

　　这本《邮票年鉴》帮助郭润康掌握了许多国内外邮票知识，引导郭润康迈入集邮殿堂，推动郭润康走向集邮领域的更高层面。 

 

　　来源：中国集邮报　作者：肖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