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集邮联合会副会长、会士李近朱,是中央电视台高级编导,在电视、音乐、以及集邮三个领域均有较大成就。人称“李近朱的三个世界”构成了他的丰富多彩的人生。
最近,李近朱先生来邯郸做了关于基层集邮协会工作的讲座。借此机会,我们采访了李近朱副会长,并以集邮文化为主线,向广大集邮者介绍“李近朱集邮世界”。
(一)
那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读小学时,李近朱远在上海的父亲每次来信或回家,总是寄上或带来一些邮票。那时正是举国上下高唱《莫斯科-北京》的中苏友好的热情岁月。苏联人民形象以及俄罗斯艺术在方寸邮票上展现,也深深的吸引了李近朱父子。特别是画家彼洛夫的名画《扑鸟者》中父与子专注的神情和《休息的猎人》中主人的吹嘘与仆人嘲弄的神情,都留在他儿时的记忆中。自此父亲送的邮票进入了李近朱的生活。而且,也知道了集邮公司出售价格低廉的苏联以及中国的盖销票。那是他的最初的集邮册里的最早的几枚邮票。又记得在1957年我国发行“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邮票时,父亲又买了全套新票为赠。于是,他的集邮册上的新中国邮票越来越多了。集邮,李近朱就在父亲的引领下开始起步了。
一天, 李近朱到了天津的劝业场的天祥商场,在那里的集邮柜
上发现了一枚邮票,那是1956年奥地利发行的纪念音乐大师莫扎特诞辰200周年邮票。在外国邮票几乎只有苏联和东欧邮票的当年,一枚西欧邮票且又是李近朱所喜爱的音乐家,那是很难得的。于是,他买下了。这是一枚信销票,只有1、2分钱买下的。这是他收集外邮的第一枚邮票,并且是音乐家专题邮票。
自此,李近朱就在新中国邮票和音乐专题邮票两个领域开始了集邮。迄今为止,他已经收集齐全新中国全部纪念和特种邮票,并在音乐专题集邮上卓有成绩。
(二)
在“文革”前,李近朱作为一个初入音乐学院的学生,始终集邮不辍。并且由于专业的关系而渐渐专注于音乐专题邮品收集,并且在《集邮》杂志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钢琴》。“文革”后,经过一段停滞之后,在1980年代,他又开始了更专业化的音乐专题的集藏。在集藏中,李近朱特别注重集邮文化内涵的开掘和探索。
1989年,全国邮展中他的专题邮集《维也纳的音乐故事》第一次亮相,便以浸透了文化气息的精巧构思和较丰富的邮品,获取了镀金奖。此后十年,几经增删、修改,直到1999年北京世界邮展,这部邮集在国内外先后获过大银奖、镀金奖、金奖,在这十年中他又组集过《贝多芬之魂》,在国内外邮展获过银奖、金奖加特别奖等奖项。这两部邮集成为上个世纪我国文化性专题邮集中的佼佼者。
进入21世纪,李近朱移师极限集邮领域,专事收集世界各国音乐家的极限片。五年以来,已收集到自1922年以来各国所发行音乐家邮票的大部份极限片,并在2004年出版了《明信片·西方音乐》一书。同时,他的极限邮集《西方音乐500年》在2007年参加全国邮展和泰国亚洲邮展,获得这个类别的最高奖项:大镀金奖。
说到书,这是集邮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用文字阐释集邮,“文”味更浓郁。李近朱在集邮与编组邮集的过程中,笔耕勤奋。几十年来,他发表过近百篇文章,出版过六本书,累计近百万言。
说到建树,李近朱先生的邮集与文字,透视出的是一个字,那就是“文”。国家邮政局票品司司长刘建辉在为他的书作序时写道:“李近朱先生集邮数十年,其成果不在于藏品甚丰,重要的是他坚持了集邮走向文化的定位”。
(三)
对于李近朱先生集邮历程作一个简要回顾,或许能够更多地感受到他在集邮中对于文化的追求。
还是在孩提时代,朴质隽永的新中国早期邮票以及五六十年代苏联和东欧邮票引起了他的兴趣。
开始集邮的时候,正是他坐在小学五年级课桌上的时刻。一次,考试中有太平天国起义的年份,他竟然不是从课本上得知,而是从邮票发行年份上,信笔写上了正确的答案——1851年。
此刻,他悟到了集邮与知识的密切关系。于是,收集邮票与查阅邮票上的知识,成为他持续至今的一个积习。这种积习使他在整个集邮生涯中认定,集邮的重点在于搜寻其中的文化含量。
1980年代,他开始确定音乐专题集邮的方向。以后三年,他无论出差,还是出国,业余时间被集邮占据。在国内,除邮市之外,凡有可能提供邮品的朋友,他总是登门拜访,一枚枚寻求;在国外,巴黎、布鲁赛乐、柏林莫斯科、东京、维也纳等地的邮街邮市,多次留下他索邮的身影。他说,其实集邮的兴趣与乐趣,动力与毅力,就来自于孜孜不倦的寻寻觅觅之中。
三年时间并不长,他的纪事本中记载了从最初有音乐家邮品520项,跃到了1600多项。一种满足感使他注目到了邮集的编组。
1989年中华全国邮展即将举行。此前,北京集邮协会举办过一个小范围邮展。他把自己的音乐家封片集中了一下,编了一个《封片中的音乐家》邮集,满怀信心参展,并悄悄观看,结果没有展出。邮集名落孙山,没有选中,被退回来。
纠其原因,在于邮品单一,没有思路。属资料性堆积,不具专题邮集要求。于是他明白,组集不是收集,其中大有学问。看资料,学习其他邮集,使他悟到一条,即用邮品讲故事。有时,思路是一通百通的。
于是,他调动了自己是电视专题片编导的优势,采用以小见大、举重若轻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一个新颖的选题,叫做《维也纳的音乐故事》。即以一个西方音乐之都为载体把西方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作品,重要事件以讲故事方式纳入其中。
在邮集的修改与提高的过程中,他认识到,专题邮集要时时瞄向与世界接轨的大方向。在邮品中,要以多样化为基础,提高邮品档次。
1999年,上个世纪的最后一个秋日。当人们翘首期盼“北京世界邮展”落下帷幕,金灿灿的奖杯各得其主之刻,距发奖还有四五个小时,奥地利国际征集员Kurt Wolfsbauer先生,在遍找李近朱先生几日之后,终于在8月30日上午将一只将银质纪念杯送给了他。
正因他的邮集选题为《维也纳的音乐故事》,那位来自维也纳的奥地利国际征集员,才以感激与敬佩之情,把那个银杯赠送给了这位以其故国故土音乐传统为题制作邮集的中国集邮家。
《维也纳的音乐故事》1989年组集参展,到1999年在世界邮展上参展,历时十年。他认为,这是一个“告别”参展。
(四)
集邮不但要汲取文化知识,集邮还可以在寻寻觅觅中品味着集藏的乐趣。其中,常常充满“戏剧性”。
1988年李近朱到前苏联拍摄电视片《伏尔加日记》。40天中,邮事占了他的几乎全部业余时间。记得,一次在莫斯科加里宁大街上一个类似我国报刊亭的地方看到许多苏联邮票,其中有一枚1951年发行的纪念音乐家卡林尼科夫邮票;这是同年8月发行的两枚音乐家邮票中的一枚,还缺一枚音乐家阿里亚比耶夫邮票。李近朱踌躇了,不成套怎么可以买?但这套邮票较为名贵,当时价格也较高,如今价格已标到千元。于是,他决定先买下,剩下的那一枚再慢慢去找。买后,他又边打听边摸索着到了舍甫琴科大街的集邮公司。在那里买了不少邮票和一本邮册。突然眼前一亮,在售品中我发现了“阿里亚比耶夫”。当然,李近朱毫不犹豫的买下了。一个下午,两个地方,揍齐了一套邮票。这事离奇却让他难忘。
在收集音乐专题邮品的多年历程中,他忘不了邮友的情谊。
在专题集邮之始,李近朱曾遇到过少数高价“宰”人的也算“邮友”或“集邮家”的人;但接触了重庆已故集邮家赵恕中先生,他不但以低廉合理的价格让以邮品,而且细心耐心的惠以邮识。他在每一封信上都以娟秀的小字回答李近朱的各种问题,并建议他注意“1985欧洲音乐年”所发行的邮票。后来,他将自己悉心编撰的四册《世界音乐家邮票目录》的手写稿本复印寄给李近朱。这本至今仍使用的“工具书”,帮助李近朱在专题集邮上如履坦途。赵恕中先生有多册《365天:邮票上的世界名人》出版;但这部目录的出版却是赵恕中先生的一个心愿。后来,李近朱在撰写《邮票上的世界著名音乐家》一书时,作为“附录”,编入了这部目录。但最终不为出版社所认可,给删掉了。直至赵先生辞世,始终引为憾事,而在今天,出版就更难了。不过,珍藏了赵恕中先生的这部手稿的复印件,且又多次为邮友写下文字,这也算是他对邮友的一个告慰和纪念吧。
(五)
2004年,李近朱先生被选为北京市集邮协会副会长,2007年他又当选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副会长,2011年又成为会士。之后,他更利用各种会议及展览的机会,与邮友们商谈各类集邮议题。他到各地开办集邮文化讲座。从各种邮展规章的制定,到专题集邮的各种问题的研讨,从集邮协会的年度工作计划,到展览会中与同行的广泛交流,他的业余时间不多,但不多的业余时间他也运用到邮事中来。在他出差的紧张间隙,他在途中还撰写了四千字的关于集邮文化研讨会的发言稿。他自诩是一位普通的集邮爱好者;我们说,他更是一个在邮坛上大声疾呼“集邮文化”的“文”人。
十几年中,他以音乐为题从事专题集邮,让他更明确了一种观点,集邮应是传播文化一种途径。人们可以通过集邮走向音乐,让集邮这一高雅爱好与音乐这一高雅艺术接壤,以集邮再辅一座通向音乐殿堂的桥梁。因此,文化应当是集邮一个最可宝贵的“资源”。为此,李近朱从2009年开始,在《中国集邮报》上开办专栏“玉渊邮谭”,至今已经发表了150多篇文章,从多个个角度阐释了集邮的文化的含义。
一年只有365天。一天只有24小时。人们说,李近朱有三个世界。在电视世界中,他是《话说长江》、《大京九》、《庐山》、《再说长江》等获国家级大奖的编导,在荧屏中人称“大腕”,成就斐然。在音乐世界中,他出版了十几本著作,又发表几百篇文章;并制作过普及交响音乐的52集专题节目《感受交响音乐》,又是撰稿又是总编导。在邮票世界中,他又是中国专题集邮进程中的一位有建树与成就的集邮家,其相关著述及文章也影响较大,人们又称他是一位有文化内涵的集邮家。
此刻,人们要问,他哪里来的智慧、精力与时间?采访李近朱总在匆匆中。他也是匆匆地说,兴趣与爱好就是加油站。有了这个动力,你可以学,你可以想,你也可以去挤出“24小时”之外时间去寻觅……